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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九六年柯林頓在民主黨提名大會的演說中說：「我深愛並崇敬美國歷史上的富足與驕傲。因而我決定要帶著這些美好的傳統邁向未來。我們需要與未來文明世紀搭起橋樑，而這就是我提供給你們的承諾。所以就從今夜起，讓我們下定決心建立起通往二十一世紀文明之網，面對我們的挑戰，同時保護我們的價值」。
我們是不是花太多的時間、太多的智慧去尋求「過去種種」，而忘了從共享的過去與記憶走過來到下一個文明的世紀。愛爾蘭這個在歐洲曾經被視為最貧窮落後的國家，為什麼能在上世紀末忽然異軍突起，爆發出驚人的競爭力，不僅在吸引外資上名列前茅，更成為歐盟第二富有的國家，除了他們懂得善用自己的優勢外，最主要的緣由為他們都選擇努力跳出歷史的恩怨糾葛，一起攜手前瞻國家文明世紀的未來！
當全球所有主要國家的領袖都戒慎恐懼思考著：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尋找自己國家的定位？如何避免在殘酷的跨國競爭中被淘汰掉？他們的問題清單上有能源危機、產業替代、智財專利……等文明議題，對當下的我們，這些課題沒有一樁是不重要的，更沒有一項是簡單的!
珍視歷史遺產當然重要，但這絕不意味我們必須選擇停滯在過去的糾葛中動彈不得，當全世界，特別是我們所有亞洲的近鄰，都在努力尋求與未來的文明世紀之網的同時，我們蹉跎什麼？
本書精采篇章節選一、
從來沒有任何大型生物經歷過堪與人類比擬的全球擴張，人類適應力超越了通常難以突破的環境限制，即使是氣候差異、水域隔絕等種種障礙，也無法阻擋人類的擴張。因此，人類開始衝擊其他物種，影響全球各地的生態系統。 試想，何以人類有如此卓越的發展過程？最強而有力的解釋是，顯著改善的人類溝通與合作網，使智人游團得以佔有全球適合居住地區，並且在各地成為優勢物種。人類最關鍵的創新，可能是能夠充分使用語言，創造象徵意義。一旦人類開始能透過話語為各種東西、行動、狀況命名，就可以創造出各種約定俗成的意義。透過語言溝通個人經驗和外在世界（包括鄰近社群中的所有居民、以及他們可以或可能採取的行動）。如此一來，社會行為的協調日益精確。就像工具與火的演化過程一樣，每當實際經驗與原先期望出現落差時，人類就會改變或改進語言約定俗成的意義，以求有效溝通。
由古至今，經驗與期待的落差長存，因此激發人類改進語言的誘因不虞匱乏。語言創新上的突飛猛進看似無法解釋，其實不難了解。簡單的說，自從語言的共通意義開始在人類之間形塑出可理解的世界之後，期待與現實經驗之間的衝突不斷，激發了改變語言的動力，進而改變人類的行為，也迫使外在世界更符合人類的希望、期待、意圖。 新行動與新觀念排山倒海而來，永不停息且不可抗拒；人類這個「野草物種」轉變行為模式以及改變周遭環境的力量，得以迅速擴增。這意味著，人類社群的象徵符號演化取代了基因演化，成為地球生物演化的主要驅動力。因此約於四萬年前開始的這個階段，或許可稱之為地球生態史的「人類時代」。
本書精采篇章節選 二、
看來我們人類的確有獨到之處。唯獨人類創造出象徵符號的世界，而且這套符號系統還能迅速演進，協調無數人的行為（今天全球人口總數已多達億萬）。本書宗旨就是要探討人類這項非凡的成就。 合乎文法而可理解的語言，是人類構建符號世界最關鍵的先決條件。吵雜的群居動物如猴子和猩猩，能夠使用音訊示警或互通其他訊息，人類遠祖很可能也是如此。
然而，現存骨骸無法呈現先祖的這種溝通行為，諸如手勢、發聲、腦室擴大、喉頭位移、嬰兒依賴期的延長，以及人類小游團中永不間斷的社會互動與網路，這些到底如何促進溝通速度、幅度、精確度上的逐步改進？凡此種種，我們只能加以推測，無法確知答案。 這個演化過程的另一個重要里程碑就是歌唱與舞蹈的發明。當一群人伸展大肌肉，一起跟著節拍舞動與發聲，就會引發萬眾一心的溫暖感受，更加堅定危險時相互合作與支援彼此的心。因此，歌唱與舞蹈普遍存在於人類社會，就像語言是人類獨有的行為。節日慶典時，人們載歌載舞的確能消除參與者的摩擦與敵意，有利於較大的游團有效凝聚向心力、解決紛爭以及防衛地盤。
人類學家所研究的人類社會，最簡單的起碼有數十人，常常多達數百人。有一項深入的調查指出，黑猩猩游團的規模相形見絀，只要有十五隻雄性黑猩猩在一起，就容易分裂成兩個敵對社群。隨後更可能發生致命的戰鬥，在數年間大游團消滅小游團。如果我們祖先也有同樣的行為，卻能保持較大規模的游團，免於衝突連連，可能要歸功於歌唱與舞蹈激發出的同儕情誼，形成凝聚社群的力量。我們可以猜想，如同火的使用一樣，這樣的效應足以讓歌唱與舞蹈普及於人類祖先，並且建立更龐大的政治實體。
本書精采篇章節選 三、
中華文明如同印度，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200年間，中國持續承受西亞和北方大草原的關鍵性影響，發展出獨特的文明。在公元前一千年間，西向連接變得更牢固，因為當時中國對於中亞和闐一帶玉石的愛好，加上美索不達米亞對伊朗阿富汗天青石的需求，雙向供需促成了一條細長的傳輸帶，跨越歐亞大陸。當草原、綠洲居民開始學習生產奢華貨品以供應遠方城市的市場，全球都會網中的東亞與尼羅印度兩河走廊，就互相連結了起來。一如以往，軍事技術的革新最為重要，例如大約在公元前350年，騎兵戰士開始進犯中國邊境，很快地把軍事化、政權集中化的王朝引進中國，如同一千年前的戰車戰爭一樣。 中國文字典籍提供了當時的詳細政治記錄，按照年代順序而記，不似印度早期歷史那麼渾沌不清。
這些記錄顯示，在周朝（約公元前1122－256年）積極的地主和領地諸侯們，主持大規模築堤和排水工程，以應灌溉之需，首度將廣大黃河沖積平原轉為可耕地。周朝末年，已有沃土廣鋪於沖積平原，並遍及黃河下游，河面高於地面，必須人工築堤圍堵河水。在高於河面的沈積黃土台地上，雨水灌溉的田地仍然種植著小米和小麥，但漸漸不如新闢肥沃低地的其他作物那麼重要。 這項巨大的工程，使得地方權力愈來愈大，因而全然地改變了中國社會和政治的面貌。臣屬於周天子的概念，雖然很難否定，但大體上那只是禮儀性的。地主似乎已經積極主動開墾沖積平原，但真正大規模的水利工程，必須透過領土諸侯的安排，他們就成了新墾地的實質領主。
此後，諸侯之間的武裝衝突愈見激烈，直到公元前221年，邊境的秦侯嬴政（秦始皇）征服戰國諸雄，一統天下。但其殘酷統治激起抗暴起義，因此新王朝為時不久。始皇死後，征戰反而更激烈，直到漢朝（公元前202－公元221年）統一中國後，才維持了較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秩序。 如同在印度，這段時期的政治記錄顯示，動亂促進了帝國官僚政府的建立，如同美索不達米亞周圍的軍事動盪，也有其光明的一面。但中國社會和官僚體制有其不同而且更安定的基礎。為防洪所建的河渠和堤防也就形成通航的水道網路，擴展遍及全國物產最豐富的耕地。這使得政府可以利用運河船隻，徵收所得稅（最初徵收實物代金）集中到朝廷所在之處。 知識的發展也扮演穩定帝國政府的重要角色。孔子（公元前551－479年）生於政局動亂的時代，他回溯援引較穩定時期的堯舜商周典範，教誨學生如何實行中道的生活（注6）。
孔子說：無論就私下或以朝臣身份來說，君子要「務民之義，敬鬼神而遠之，可謂知矣。」孔門弟子旋即記錄下其學說，結合令人崇敬的古代經文以及據稱出自孔子之口的格言，編輯成「論語」的文集。在漢朝，鑽研這些經典成為學者擔任公職資格的條件。隨後，共同的典籍和道德規範，在儒家模式主導下，有效地形塑了齊一順服於皇帝的地主仕紳階級，如同運河船運統合了中華帝國的經濟活動.
本書精采篇章節選 四、
大草原遊牧劫掠者和文明維護者間的軍事平衡變化，最能解釋為什麼地中海和中國同受重挫，而舊世界網路的中心卻能持續蓬勃發展。關鍵性的轉變如下：伊朗 安息人（Parthians）發明了有效的防禦措施，來抵擋草原劫掠者，使其轉而攻擊防衛能力較弱的東、西方邊界。 安息王國因位於歐亞貿易路線之要衝而獲利，長期統治伊朗北部（公元前247－公元224年）。軍事易有成就，但所費不貲。安息人中有能力保護耕農，抵禦草原劫掠者，且渴望藉此向耕農收取租金以獲自身利益，就形成了武士階級。這些武士自身與坐騎都配備了全副盔甲，足以使敵人的弓箭無用武之地；但他們自己的箭矢依舊能迅速地擊退襲擊者。但裝甲騎兵的紀律渙散，終為安息諸王解散，武士勢力瓦解於一旦。
安息的後繼者薩珊人（Sassanians，公元226－651年）時期，戰士驍勇善戰，偶而聽命、往往抗命，戰士彼此間的區域戰鬥也不曾間斷。 汗血馬為安息式裝甲騎兵所騎乘的特有高壯駿馬，引發漢武帝於公元前101年，派遣遠征車隊至西域訪求汗血馬，就此揭開了跨越全亞洲經常性商隊運輸的序幕。這種馬匹需要的牧草，品質必須優於開放草原上自然生長者。求得汗血馬後也就形成了軍事對峙，因為草原遊牧民族無法戰勝裝甲騎兵，也不容易養育如此昂貴的馬匹，另一方面，重裝騎兵也無法深入草原追敵，因為馬匹在那裡無法獲得充足的糧草供應。 伊朗人將紫花苜蓿製成乾糧草，用以養育新一代的大型馬匹。由於苜蓿可以種植於休耕時期的田地，栽培苜蓿並未降低人類食物的供應量。
相反的，生長於苜蓿根部的菌類（以及其他豆類的根部），可將空氣中的氮集中於地下菌瘤，從而使土壤肥沃，增加往後的糧食收成。另外，在春季快速成長的苜蓿足以排擠大部分的雜草，完成休耕的主要目的。另一方面，伊朗的降雨通常不足以供應苜蓿之所需。在伊朗夏季高山融雪可及之農村地（往往透過興建地下隧道，稱為「暗渠」〔ganats〕，接通滲出的地下水以利用），即使是旱地都得以維持豐饒的農業。公元200－651年間，此種農耕法使得裝甲戰士能有效地保衛當地農民，不過他們也經常挑戰皇室的威權，因而徹底改變了歐亞軍事政治的平衡。
本書精采篇章節選 五、
農業成長支持都市文化的擴張。由東南亞引進的早熟稻，首先見於公元1012年的中國檔案，讓華南的水源充足之地，一年兩熟；農民只要願意付出長時間辛苦工作的代價，收穫幾乎就可倍增。而一年僅有幾個月水源的山坡地，早熟稻種也可一年一熟。因此，中國農民開始在華南山坡地整地開發梯田，大大地擴大種植面積。 新作物，特別是茶葉、棉花，開始廣佈於中國。喝沸水沖泡茶水的習俗，無疑可以幫忙殺死隱藏在飲用水的大部分微生物，減少腸道感染。
華南溫暖及多雨地帶，在漢代因瘴癘肆虐而惡名昭彰，只有少數漢人居住，但在唐宋時代，人口卻快速成長，亦歸功於飲茶文化。此時，棉花製成容易清洗的衣物，可能對健康也有正面影響。一般人買不起絲綢，在棉衣普及之前，都穿粗麻衣服，當然比不上棉衣舒服。總而言之，農業的擴大似乎已經跟上城市製造業的快速步伐，可繼續供應日益都市化的地主階級，過養尊處優的農村生活。 靠著中國的河流和運河，廉價又安全的運輸系統發展起來；河運乃是中國市場有效地集中物資的主要因素，大家都可運送物資到有需要之處，無論政府官署，或是有錢人。
運河駁船一次可以載運數噸重的貨物，由於靠風力和水流運行，僅僅在必要時才輔以拖纜，使運輸成本遠比陸運為低。因此，常常值得沿著水道往來，長途運送產品，賺取微薄的兩地差價。在公元611年後，大運河連接起肥沃的長江平原和黃河流域，變成中國商業貿易的大動脈，使得大約一百萬人比以往更密切的連結在一起，在一個非常龐大、非常可靠、環環相扣的市場進行買賣。 廉價的運輸系統使大眾消費的貨物廣為流通。在天時地利配合的地區，農家可以專心養蠶繅絲，或是種植其他商業作物，依靠市場取得糧食和其他必需品。由此可見，日後亞當斯密（Adam Smith）分析倡言的分工的所有好處，都已經出現在宋代。
產量增加、人口增長、技能倍增，以及蓬勃的創造力，使宋代比歷代都來得富裕，也比同時期世界其他地區來得進步。 通過儒家經典為主的科舉考試的政府官員，對於這些變革，心存戒心。他們還是認為富商以及軍事領袖，都有可能威脅到社會正義和政府治理。但身處危機四伏與商品化世界，保守的官員也不能割捨兩者的服務。官員利用固定價格，徵收高所得稅，有時還直接沒收財產，企圖抑制商人和將軍的權力。他們也試圖分散指揮權，以削弱將領的權力，並且將必需物資的運送，置於文職人員的控制之下。 這些政策限制了中國資源的靈活調度。更糟糕的是大型工業企業無法形成，倖存的稅務紀錄顯示，當時華北出現了許多高科技煉鋼爐，公元1078年就生產了不下於十二萬五千噸的鋼鐵。但不像七百年後英國，中國並沒有推向自給自足的工業轉型，即使宋代已經具備了工業起飛的技術基礎。無人確知何時或是為何，許多產量巨大的焦炭煉鋼爐，竟然就此關閉.
本書精采篇章節選 六、
西歐科技最初引介自同時期的拜占庭、伊斯蘭地區、中國。但是，科技的引介常常涉及調適與改進，就像我們已經詳述過的火炮的發明。其他科技發明的引介也是一樣。例如，義大利人在十四世紀中葉引進阿拉伯數字，將之調整擴充，應用在雙欄簿記上。阿拉伯數字首度使得損益的精確計算變得很簡單。在同一世紀，歐洲人自己也有重大發明，包括衣服鈕扣、閱讀用的眼鏡等提高日常生活便利的發明。 一般而言，多元化的創新，像是雙欄簿記，鉛字印刷，以及記錄音調和節拍的音譜系統，精密透視法的繪畫技巧，能將一天等分劃分成小時的機械鐘錶，都表現出認識自然界的新方法，能發現自然界裡無窮的驚喜。歐洲人將日常的感官經驗，過濾、轉化成為算術，也可視為是一種具體而微的數位化。這些創新使得人類的溝通日益準確，不論是表達時間、地點、音調、利潤等等。然而更高的精確度，又反過來更有效地協調人類活動，就像近代的電磁通訊為我們所帶來的進步。
想想鐘錶能夠任意的將時間分割成為小時、分鐘，讓我們節省時間，不會耽誤了約會！） 精確的天文觀測記錄，與造船技術的進展，也有助於發展更準確的航海術。這反過來支撐西歐經濟持續擴張，十四世紀時，歐洲企業拓展到波羅的海，成為重要的糧食、木材、魚類、皮草的供應者。歐洲部份地區的地主與城市居民，彼此合作發展半墾殖農場式經濟，一方面強制動員農村勞動力，生產出口品，一方面進口奢侈品，保留自用。在歐洲的邊陲地帶，包括了馬得拉斯（Madeiras）、加納利島（Canary）、佛得角群島（Cape Verde islands）等西北非的大西洋沿岸海島，也都全面發展了墾殖農場經濟。在十五世紀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這些島嶼上的合適地點進行開拓，利用新方法種植甘蔗，也利用先前在地中海島嶼和摩洛哥的西非奴隸。
歐洲的商品化，因此有許多的負面效應。在人口稀少的周邊地區，雄心勃勃的企業家需要強制性勞動力，使產品在市場能夠有利可圖，而靠近市區的主要中心，勞動人口卻不虞匱乏，所以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價格成為主要經濟因素。商業化地區的邊緣採用強制性勞動力，古已有之，早在蘇美時代就是如此。但是這時候情勢又有所不同：由於歐洲的商人和銀行家運用了更大容量的船運，他們又受到政治保護，所以對核心與周邊的人口，可以進行更大地理範圍與規模的分工。 城市生活的商業基礎，使歐洲的精緻文化也呈現罕見的活力。
許多虔誠的心靈，像阿西西的聖弗朗西斯（St. Francis of Assisi，1181至1226年）及其追隨者，憎惡金錢的競逐，勇敢地批判周遭處處可見的貪婪和腐敗，但是作用有限。就信仰而言，城鎮之間漸漸形成世俗的信念，雖然受到宗教的反制與和否定。城鎮也成了哥德式大教堂的落腳之處，這些雕飾精美的石質紀念碑，見證了這個時期的繁榮與信仰，可以躋身史上最偉大的建築之列。
